實事求是，就事論事——曾國藩的處世與做事

　　同光中興的功臣中，曾國藩恐怕是最「憨厚」的一個，他沒有左宗棠的才華橫溢、大開大闔（註1）；也沒有李鴻章的手腕靈活、隨機應變；甚至他的對手——太平天國的翼王石達開與忠王李秀成，也多次在戰場上把他打得灰頭土臉，全軍覆沒。這樣一個人，怎麼會成為晚清中興第一名臣？他的過人之處在哪裡？

　　中學時曾經讀過曾國藩的《曾文正公家書》，坦白說，看不到20分鐘就開始打瞌睡。文中盡是告誡讀書治學要持之以恆、學問的底子要打紮實、待人接物必須謙虛、不可有官僚氣、必須戒奢侈驕矜…等，年少的我覺得這些都是老生常談，八股的一塌糊塗。令人驚訝的是，曾國藩硬是把這些修身治學的工夫用到了行軍打仗與為人處世上，而且非常成功。

　　曾國藩率領的軍隊是在湖南辦理團練期間召募而來，主要以湖南人為骨幹，故稱湘軍。其特點是戰術平實，訓練有素，用兵謹慎。總結來說六個字：「紮硬寨，打呆仗」。什麼是「紮硬寨」？湘軍行軍到任何地方，哪怕只宿一晚，都要結營成寨，寨牆必須高八尺、寬一丈，上面還得設觀察哨；寨牆外則須挖二尺深的壕溝，溝內布置竹籤等尖韌之物。佈置這些防禦措施得花不少時間，導致湘軍前進的速度非常緩慢，但也因為這樣，湘軍鮮少被太平軍偷襲成功。

　　所謂的「打呆戰」，就是不輕舉妄動，在佔有絕對優勢前，絕不展開攻擊。二次大戰時，英國的陸軍元帥蒙哥馬利（Montgomery）就把這套戰術在北非戰場發揮得淋漓盡致。蒙哥馬利的對手是德國軍事奇才隆美爾（Rommel），論及雙方士兵素質、裝甲戰術、謀略機巧，蒙哥馬利未必討得了便宜；但英軍的優勢是，背後有美國龐大的物資援助與兵源，而納粹德國深陷東線戰場的泥沼，能夠提供隆美爾非洲軍團的補給非常有限。於是蒙哥馬利接手英國第八軍團，在北非阿拉曼地區和隆美爾的非洲軍團對峙時，初期只守不攻，不斷蓄積力量，直到己方擁有壓倒性的優勢時，才一舉突破僵局，擊敗沙漠之狐隆美爾。

　　湘軍和太平軍的戰爭到了咸豐八年，太平天國能夠掌握稅收與糧食的地區越來越少，長江中游的重鎮武漢及安慶也先後丟失，儘管驍勇善戰的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賢等，依然在大小戰役中擊敗清軍，仍無法挽回太平天國戰略與政治（註2）上的失敗，以湘軍為主的清軍開始掌握物質力量上的絕對優勢。此時，曾國藩穩紮穩打的「呆仗」戰術就開始發揮了效用，隨著湘軍對天京城（南京）的步步進逼，太平天國的領地也被不斷限縮，能夠發揮太平軍野戰與運動戰優勢的空間沒了，湘軍有如蟒蛇纏繞獵物，一點一點縮小包圍圈，最終在沒有打出顯著勝仗（註3）的情況下，硬是把曾經震動十八省的太平天國給終結了。

　　「紮硬寨，打呆仗」其實是《孫子兵法》中：「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註4）的精確實踐。由於人力、物力上具有優勢，所以曾國藩採取穩紮穩打的策略，以步步進逼帶給對手壓力，再等待其犯錯。這套戰略平實無華，卻實事求是，不躁進、不虛浮，將自身的優勢有效轉化為最後的勝利。

　　太平天國覆亡不久，又發生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此案肇因於當時民眾對西方文化不了解，而若干洋人及其手下的買辦、教民又狗仗人勢的欺負百姓，再加上當時訛傳西洋教堂有殺嬰、販嬰的情形，導致仇外情緒大暴發。衝突中，法國的教堂（望海樓天主堂）與法國領事館被毀，法國領事豐大業、三名領事館人員，以及修女、神父、中國籍教友合計40餘人被殺，受波及的還有三個俄國人，以及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四間基督教堂。此事引起法、美、英、俄、普、比、西七國的抗議，並派遣軍艦陳兵天津港，更大的衝突一觸即發。

　　當時距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甫將屆滿十年，離太平天國覆滅僅僅五年多，清廷完全沒有再應付一場戰爭的能力；但是，國內的清議卻對亂民頗為同情，認為洋人欺人太甚，乃有不惜一戰的輿論。慈禧太后左右為難之際，只好推出「王牌」——直隸總督曾國藩來處理此一燙手山芋。

　　曾國藩以三個多月的時間平息此案，他的作法很簡單：就事論事。首先，查明事件的導火線，證實洋人教堂並無殺嬰、販嬰之事，於是將帶頭鬧事的16人處決，並將處置失當的官員撤職、流放。接著，他和法國以外的其他六國先達成協議，以賠償銀兩結案，如此只須單獨對應法國，避開以一對多的談判劣勢，將衝擊面縮小。最後達成懲兇、賠款，以及派特使（崇厚）赴法國道歉的協議。

　　處理天津教案時，曾國藩承受了極大的壓力與批評，朝野清議認為其喪權辱國。但是，事隔150年後，拋開民族情緒，重看此案，你會覺得曾國藩處理得中規中矩，已經是當時時空背景下最好的結果了。殺人償命原本就無可厚非，懲處失當的官員也很合理，先和其他六國達成賠款的協議更是高明的談判手法，畢竟損毀了人家的教堂，傷了人家的傳教士，賠錢撫慰與重建教堂都是應該；或許有人覺得49萬兩白銀的賠償金過高，但是權衡當時的國力，加上自身理虧，花錢消災，避免兵戎相見才是上上之策。至於派專使道歉也說不上喪權辱國，我方畢竟有錯，賠個不是，取得諒解，希望以後好好相處，這和家中小孩打傷鄰居小朋友，父母上門道歉包個紅包又有什麼兩樣？雖然在當時的民族情緒與仇外氣氛下，曾國藩被形容成「漢奸」，但從他處理事件有條不紊來看，他確實做到了就事論事。

　　實事求是、就事論事這兩種精神，放在今天的職場一樣受用。實事求是就不會癡心妄想，有多少實力做多少事。筆者30年的職場經歷中，看多了因為財務槓桿操作過度而倒閉的企業，唯有實事求是才是企業發展的硬道理。一個企業沒有技術優勢、沒有創新環境、沒有人才發掘的管道、沒有穩固的組織和財務，那麼一切「時來運轉」下的成功都可能只是曇花一現。在經營政府與同業關係上更是如此，不要冀望吃頓飯、參加幾場活動就能和對方建立深厚的感情，當對方有困難、有危機時，將心比心、雪中送炭才是建立真實情誼的機會。

　　就事論事的態度對於企業任何層級的主管而言都非常重要，不就事論事，就無法專注於事件本身，容易過度聯想。下屬做了一件對公司有助益的事，反而會猜想：「他是不是在搶我的鋒頭，意圖取代我」；若是下屬和自己所持的意見不同，就會揣測：「這小子是否有異心，想用唱反調來搞垮我」，無法就事論事的主管常常伴隨著疑神疑鬼的心態，除了俯首貼耳者之外，皆視為務必去之而後快的敵人，殊不知中國歷史上無數的反叛，十之七八都是被逼出來的！沒有曹爽的威逼，司馬懿未必會反；沒有楊國忠的疑心，安祿山也不見得會起兵。無尺度的猜忌，反而逼得有能力、有原則的人紛紛離去，斷絕了企業永續發展的血脈。

　　晚清時代，中國面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變局，西方的船堅炮利、歐美的工業科技，都讓技術落伍、統治力日漸衰落的清政府窮於應付。曾國藩在這樣的環境下，能夠同時和洋人與太平天國叛軍周旋，最終力挽狂瀾，為滿清政府再續五十多年的國祚，和他實事求是的精神與就事論事的態度密不可分。

註：
1.左宗棠自視極高，早年在湖南鄉下教書時，就自稱為「今亮」（今世的諸葛亮），並在書齊親書「文章西漢兩司馬，經世南陽一臥龍」的對聯。不過，他確實當之無愧。
2.攻下南京後，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秀全開始追求享樂，喪失了進取心，以致主力部隊未揮軍北伐，給了清廷喘息的機會，這是戰略上的失誤。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間的政權爭奪，導致嚴重內訌，削弱了太平天國的實力，此為太平天國在政治上的一大敗筆。
3.中國歷代爭奪天下，往往都有一場左右勝負的關鍵性戰役，例如：昆陽之戰決定了光武中興、官渡之戰促成了曹操統一中國北方、赤壁之戰確定了三國鼎立、薩爾滸之戰確認了滿清興起。但是湘軍和太平軍對峙的十餘年間，湘軍沒有打過一場殲滅太平軍主力的大勝戰，反而在靖港之役差一點全軍覆沒，曾國藩甚至投水自盡，幸為左右所救。
4.見《孫子兵法》軍形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