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8月號 領航者的話
大學教育 為年輕一代找出路
元智大學 / 張進福校長
世界各國政府現在幾乎都很關注青年失業的問題,台灣亦然,有人說台灣今天走到這個地步,應該歸咎於台灣的大學太多,大學文憑變得不值錢。或者說,我們把高中的教育延遲到大學才教,而真正的專業學習,就必須到研究所的課程學習,整個高等教育變得淺碟,再加上產業結構與人力供應的失衡,造成台灣就業市場需求與供應有落差。
提到台灣的產學落差,如以大學教授研究成果與產業界之間的連結而言,落差比起多年前已大幅縮小,如今專利與技術移轉成績,相較過去已有很大進步;另一種產學落差,是指學生畢業後進入職場很難立即上手,需要一段長時間再訓練。產業界認為學術界培養出來的學生不好用,學用落差大,造成產業找不到人才;而學生畢業又苦於找不到工作,面臨失業的窘境。這部份產業與學界各有不同看法,學界總認為他們不為某一特定產業或企業培訓可以立即上線的人手,而是調教共同需求的核心能力。其實,企業雇主最了解人力需求和學用落差所在,與其一味抱怨,倒不如走進圍牆內的學校,積極參與有助於縮短落差的活動或教學,共同分擔培育人才的責任。
過去產業界與大學的合作,多是高階主管到校參與討論提供建言,或到大學兼課,最近則特別強調專業實習制度,讓學生利用寒暑假期間到企業實習,提早了解企業的運作,適應企業的文化;另外還有業師到校協同教學,以及送老師到產業界蹲點學習……等。這些方法其實都很好,問題是如何落實,這三個策略(校外實習、協同教學、校外研習)如要全面實施,勢必需要產業界許多時間、物力與人力的配合。
而大學太多,該歸責於誰?整個高等教育從早期的高度管制,到後來教育部第一階段開放,都只限於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的工學院,當時成立的元智、長庚等工學院,後來才逐步改制成大學。另一階段的開放,是地方向中央要求高等教育機構,即「縣縣有大學」,例如:高雄技術學院(現為高雄第一科大)、台南藝術學院、花蓮的東華大學、南投的暨南國際大學,以及稍後就地改制的聯合大學、宜蘭大學……等;第三階段就全面開放,包括許多專科學校升格改制為技術學院、科技大學,所以現在高中生只要想上大學,人人都有大學可念,至於學業完成後,是否具有專業競爭力,則是另項待嚴肅檢視的問題。
因此,我們必須自問,台灣是否需要菁英教育?菁英領導社會的進步,但菁英是否需以菁英教育來培養,能否從普及教育勝出?這麼多年以來,總聽到很多人批判「一代不如一代」,但我並不同意,畢竟台灣還是持續進步,如果一代不如一代,進步是不會發生的。很多人抱怨現在的學生不夠用功、踏實,專業能力不比從前,但是這一代的年輕人,很容易接觸新的資訊,吸收的速度很快,只是不夠紮實,目不暇給當然不容易深入。科技的進步、電腦和網路的普及,讓學生的學習不再像早期那般辛苦,毋須土法煉鋼,可以透過電腦輔助學習許多技術。而社會結構的改變,一方面使台灣的環境比五十年前富裕很多,另方面生養的孩子少了,每個孩子受到的照顧也相對多了,安逸的社會裡,如何讓年輕人持續保有企圖心和競爭力,這才是重點。
至於如何培養學生的職場競爭力?現在已是全球化時代,我不認為在台灣受教育的學生,未來一定要在台灣工作,只要他們的競爭力足夠,就可以流通全球。如果台灣的人才具有全球流通(GLOBAL MOBILITY)的能力,除了在華人的職場(如:新加坡、中國大陸、香港等)流通,甚至可到歐美工作,這才代表台灣教育成功。台灣的製造業如果只是鎖定本地市場,怎會有今天的格局和規模?但如何讓學生擁有國際競爭力?一要有紮實的核心專業能力,二來需要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如外語、簡報能力等,三則是要有組織能力、文化適應力等,若要訓練這些能力,在教育上必須要有相當的投資。坦白說,台灣一直屬於低成本的高等教育,地攤式的低成本高教,無法生產高品質人才,這是台灣社會結構的問題,十分複雜。
台灣目前這麼多大學,而學生數卻越來越少,要如何保持學校生源不斷,學校的投資和辦學績效相對重要。元智大學的財務狀況在私立大學中算是相當健全,在教育上絕對是負責任的私立大學,不輸給國立學校。而在學生培育上,元智大學不只是專注專業課程的訓練,課堂以外的學習更是重點,過去如:元智國際志工、圓夢計畫、出國交換……等計畫,不只訓練學生獨立自主的精神,也培養學生國際視野與眼光;新世紀領袖與業師計劃則提供元智學子獨特菁英培訓計畫,讓學生們有更多機會與社會菁英接觸學習。
另外,在就業方面,元智大學有遠東集團作為後盾,目前正執行遠東人才培育籌備方案,即是橋接學習與就業的計畫,提早讓學生到集團內企業實習,表現優異者,畢業後可直接進入企業工作,102年度將提供202名額給元智學子,此乃大學與產業合作發揮最大之綜效,創造雙贏局面之最佳案例,也是元智不同於其他大學的優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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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台灣的產學落差,如以大學教授研究成果與產業界之間的連結而言,落差比起多年前已大幅縮小,如今專利與技術移轉成績,相較過去已有很大進步;另一種產學落差,是指學生畢業後進入職場很難立即上手,需要一段長時間再訓練。產業界認為學術界培養出來的學生不好用,學用落差大,造成產業找不到人才;而學生畢業又苦於找不到工作,面臨失業的窘境。這部份產業與學界各有不同看法,學界總認為他們不為某一特定產業或企業培訓可以立即上線的人手,而是調教共同需求的核心能力。其實,企業雇主最了解人力需求和學用落差所在,與其一味抱怨,倒不如走進圍牆內的學校,積極參與有助於縮短落差的活動或教學,共同分擔培育人才的責任。
過去產業界與大學的合作,多是高階主管到校參與討論提供建言,或到大學兼課,最近則特別強調專業實習制度,讓學生利用寒暑假期間到企業實習,提早了解企業的運作,適應企業的文化;另外還有業師到校協同教學,以及送老師到產業界蹲點學習……等。這些方法其實都很好,問題是如何落實,這三個策略(校外實習、協同教學、校外研習)如要全面實施,勢必需要產業界許多時間、物力與人力的配合。
而大學太多,該歸責於誰?整個高等教育從早期的高度管制,到後來教育部第一階段開放,都只限於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的工學院,當時成立的元智、長庚等工學院,後來才逐步改制成大學。另一階段的開放,是地方向中央要求高等教育機構,即「縣縣有大學」,例如:高雄技術學院(現為高雄第一科大)、台南藝術學院、花蓮的東華大學、南投的暨南國際大學,以及稍後就地改制的聯合大學、宜蘭大學……等;第三階段就全面開放,包括許多專科學校升格改制為技術學院、科技大學,所以現在高中生只要想上大學,人人都有大學可念,至於學業完成後,是否具有專業競爭力,則是另項待嚴肅檢視的問題。
因此,我們必須自問,台灣是否需要菁英教育?菁英領導社會的進步,但菁英是否需以菁英教育來培養,能否從普及教育勝出?這麼多年以來,總聽到很多人批判「一代不如一代」,但我並不同意,畢竟台灣還是持續進步,如果一代不如一代,進步是不會發生的。很多人抱怨現在的學生不夠用功、踏實,專業能力不比從前,但是這一代的年輕人,很容易接觸新的資訊,吸收的速度很快,只是不夠紮實,目不暇給當然不容易深入。科技的進步、電腦和網路的普及,讓學生的學習不再像早期那般辛苦,毋須土法煉鋼,可以透過電腦輔助學習許多技術。而社會結構的改變,一方面使台灣的環境比五十年前富裕很多,另方面生養的孩子少了,每個孩子受到的照顧也相對多了,安逸的社會裡,如何讓年輕人持續保有企圖心和競爭力,這才是重點。
至於如何培養學生的職場競爭力?現在已是全球化時代,我不認為在台灣受教育的學生,未來一定要在台灣工作,只要他們的競爭力足夠,就可以流通全球。如果台灣的人才具有全球流通(GLOBAL MOBILITY)的能力,除了在華人的職場(如:新加坡、中國大陸、香港等)流通,甚至可到歐美工作,這才代表台灣教育成功。台灣的製造業如果只是鎖定本地市場,怎會有今天的格局和規模?但如何讓學生擁有國際競爭力?一要有紮實的核心專業能力,二來需要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如外語、簡報能力等,三則是要有組織能力、文化適應力等,若要訓練這些能力,在教育上必須要有相當的投資。坦白說,台灣一直屬於低成本的高等教育,地攤式的低成本高教,無法生產高品質人才,這是台灣社會結構的問題,十分複雜。
台灣目前這麼多大學,而學生數卻越來越少,要如何保持學校生源不斷,學校的投資和辦學績效相對重要。元智大學的財務狀況在私立大學中算是相當健全,在教育上絕對是負責任的私立大學,不輸給國立學校。而在學生培育上,元智大學不只是專注專業課程的訓練,課堂以外的學習更是重點,過去如:元智國際志工、圓夢計畫、出國交換……等計畫,不只訓練學生獨立自主的精神,也培養學生國際視野與眼光;新世紀領袖與業師計劃則提供元智學子獨特菁英培訓計畫,讓學生們有更多機會與社會菁英接觸學習。
另外,在就業方面,元智大學有遠東集團作為後盾,目前正執行遠東人才培育籌備方案,即是橋接學習與就業的計畫,提早讓學生到集團內企業實習,表現優異者,畢業後可直接進入企業工作,102年度將提供202名額給元智學子,此乃大學與產業合作發揮最大之綜效,創造雙贏局面之最佳案例,也是元智不同於其他大學的優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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