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局与器度（上）

　　命运往往是曲折难测的，时常因为单一事件而让几个原本关连甚微，甚至毫不相干的人产生交集、撞出火花；在这样的碰撞中，正好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性、格局，以及器度。

　　历史中的真实人物是有很多面向的，不像电影或小说，将人物的个性极简化，好人就好到尽善尽美，坏人则坏到无恶不作！即使南宋大思想家朱熹，学问、品德都算得上一流，却也曾经因学派之争而罗织反对者唐仲友的罪名，甚至为此迫害无辜的营妓（注1）；让人很难把杀气腾腾的朱熹和在鹅湖寺与陆象山幽雅论学的朱夫子摆在同样的高度上评判。人，就是这麽复杂，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

　　汉武帝天汉二年发生了「李陵投降匈奴」事件，让三个原本没有太多交集的人产生了碰撞与火花，他们是李陵、司马迁，以及苏武。

　　事情经过大概是这样的：武帝派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唐诗「但使龙城飞将在」中的「飞将」，就是指李广）的孙子——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匈奴主力相遇，以五千步卒对匈奴八万骑兵，血战八昼夜，斩杀了一万多名匈奴，最後由於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增援，以致弹尽粮绝，被俘投降。

　　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传回长安，原本希望他能战死的汉武帝甚为愤怒，在廷议中要求群臣讨论如何处置李陵的家属。前几天前还称赞李陵英勇的文武官员，马上察言观色、见风转舵，开始指责甚至夸大李陵的罪过。太史令司马迁就事论事为李陵辩护，结果触怒了汉武帝，惨遭腐刑。

　　司马迁原本被判死刑，在汉代，死刑可以有两个替代方案：一种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即宫刑）。司马迁官小清廉，当然拿不出这麽多钱赎罪；但若选择腐刑，则不仅残酷地摧残肉体，也极大地侮辱人格（成了不是太监的太监）！悲痛的司马迁甚至一度想自杀，可是他想到，若就这麽死了，父亲司马谈和他两代人的心愿——「编纂一部至周以降的完整史书」将付诸流水，念及人都难免一死，但「死或重於泰山，或轻於鸿毛」，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注2）。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如同牛身上少了一根毛，一点价值都没有，也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所受的屈辱，以及他们之後的成就，於是司马迁毅然选择了腐刑。

　　面对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极点，但他心中谨守的信念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完成《史记》！八年後（征和二年）《史记》完成，司马迁被後世誉为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史记》采用之表、书、本纪、世家、列传的体例也一直被中国後代的历史学家延用。司马迁永垂不朽了。在为李陵仗义执言上、在为完成更大使命而忍辱偷生上，我们看到了司马迁的格局与器度。（待续）

＊注1：朱熹担任浙东常平使巡行台州时，因唐仲友的永康学派反对朱熹的理学，故朱熹连上六疏弹劾唐仲友，其中第三、第四状论及唐仲友与严蕊风化之罪，下令黄岩通判抓捕严蕊，关押在台州和绍兴，施以鞭笞，逼其招供，几乎将严蕊打死。但是，严蕊宁死不从，并道：「身为贱妓，纵合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此事後来闹大了，朝野议论，惊动了宋孝宗，孝宗认为是「秀才争闲气」，故将朱熹调任，转由岳霖任提点刑狱，并将严蕊释放。
＊注2：这段内容记载於《史记˙太史公自序》，「死有重於泰山，有轻於鸿毛」的典故就出自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