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活动组织者对宾客的责任义务须知

一、案情简介
　　潘某邀原告之子储某参加晚宴，席间储某醉酒，潘某派人将其送至客房休息。不久，潘某发现储某停止呼吸，即将其送往医院，到院时，储某已死亡。经鉴定，结论为「储某系在患冠状功能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之基础上，饮酒过量至酒精中毒死亡」。

二、法院判决
　　法院判决如下：1、被告潘某应於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储某家人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死亡赔偿金人民币10万元；2、对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法院经审理认定，本案争议焦点在於被告在储某醉酒身亡的过程中有无过错。潘某邀储某赴宴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储某醉酒，本案原告未向法院提供能证明被告强劝储某喝酒的证据，故难以认定被告在储某醉酒过程中存有过错。但储某喝醉後，潘某作为储某的朋友及酒宴邀请人，理应本着谨慎的态度对待酒醉的储某，却未能及时将储某送医院救治，反而派人将储某送至客房休息，耽误治疗良机，存有一定过错。

三、法制室分析和建议
1、潘某邀约行为性质——组织者安全保障义务
　　潘某的邀约行为会产生法定的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内容主要包括：告知义务（对具有不安全因素情况的提示、警告，制止他人对参与者的侵害）、救助义务（当参与者的人身、财产受到损害时，应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避免损失扩大），以及通知义务（当参与者可能出现人身、财产损害时，应及时通知其亲属）。而社交层面上，宴会的组织者所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在合理限度范围之内，其注意程度低於经营者，因为：(1)参加宴会不属於传统的危险源，通常不会造成财产及人身的损失；(2)组织者在社交场合的控制力有限，因为在中国，饮酒文化为长期积累的文化现象，也是社会生活方式之一，要组织者在宴会上禁止他人饮酒是不现实的；(3)情谊行为的组织者并不从活动中直接获利，相反，还伴随着财产和时间的支出。因此，若说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为标准，宴会组织者则是以一般人能注意之情形为标准，亦即经营者在一般过失情况下承担责任，而组织者在重大过失情况下才需承担责任。

　　本案中，潘某在储某醉酒後，没有将其送往医院，却将其送往客房，客观上耽误了救治良机，具有重大过失。尽管潘某辩称，储某离开酒席时，并未醉到必须送医的程度，同时，是储某要求到客房休息，但这并不能成为免责理由。首先，对储某的死亡原因鉴定结论表明，储某死於酒精中毒，在没有证据证明储某在宴会後再行喝酒的情况下，可以推断储某离开酒席时，醉酒程度已经严重。同时，即使储某自己要求到客房休息（实际上已无法证明），由於当时储某醉酒，处於神志不清状态，潘某也不应因此仅将其送往客房休息。

2、责任范围——全部或部分？
　　本案还体现了过失相抵规则。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自己患有冠状功能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基础上，仍失去自制而过量饮酒，属於重大过失范畴，尽管被告方也存在重大过失，但从原因力比较来看，储某自身的心脏病及其失於自制而过量饮酒行为，是造成死亡结果的主要原因，应自担较大责任，故依据过失相抵规则，减轻侵权人责任，即由被告方对储某之死承担次要责任。

　　法制室建议，节假日或聚会活动时，通常饮酒较多，应针对自身身体状况适量饮酒，切勿过量。作为组织活动者，则应本着谨慎的义务，劝诫不适宜过度饮酒的宾客，对饮酒後发生身体不适的宾客更应及时救助或送医，避免欢乐的聚会或节假日发生憾事。（本文案例来源为上海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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