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會活動組織者對賓客的責任義務須知

一、案情簡介
　　潘某邀原告之子儲某參加晚宴，席間儲某醉酒，潘某派人將其送至客房休息。不久，潘某發現儲某停止呼吸，即將其送往醫院，到院時，儲某已死亡。經鑒定，結論為「儲某係在患冠狀功能粥樣硬化性心臟病之基礎上，飲酒過量至酒精中毒死亡」。

二、法院判決
　　法院判決如下：1、被告潘某應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賠償儲某家人精神損害撫慰金和死亡賠償金人民幣10萬元；2、對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法院經審理認定，本案爭議焦點在於被告在儲某醉酒身亡的過程中有無過錯。潘某邀儲某赴宴本身並不必然導致儲某醉酒，本案原告未向法院提供能證明被告強勸儲某喝酒的證據，故難以認定被告在儲某醉酒過程中存有過錯。但儲某喝醉後，潘某作為儲某的朋友及酒宴邀請人，理應本著謹慎的態度對待酒醉的儲某，卻未能及時將儲某送醫院救治，反而派人將儲某送至客房休息，耽誤治療良機，存有一定過錯。

三、法制室分析和建議
1、潘某邀約行為性質——組織者安全保障義務
　　潘某的邀約行為會產生法定的組織者的安全保障義務，內容主要包括：告知義務（對具有不安全因素情況的提示、警告，制止他人對參與者的侵害）、救助義務（當參與者的人身、財產受到損害時，應採取積極有效措施，避免損失擴大），以及通知義務（當參與者可能出現人身、財產損害時，應及時通知其親屬）。而社交層面上，宴會的組織者所承擔的安全保障義務是在合理限度範圍之內，其注意程度低於經營者，因為：(1)參加宴會不屬於傳統的危險源，通常不會造成財產及人身的損失；(2)組織者在社交場合的控制力有限，因為在中國，飲酒文化為長期積累的文化現象，也是社會生活方式之一，要組織者在宴會上禁止他人飲酒是不現實的；(3)情誼行為的組織者並不從活動中直接獲利，相反，還伴隨著財產和時間的支出。因此，若說經營者的安全保障義務是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標準，宴會組織者則是以一般人能注意之情形為標準，亦即經營者在一般過失情況下承擔責任，而組織者在重大過失情況下才需承擔責任。

　　本案中，潘某在儲某醉酒後，沒有將其送往醫院，卻將其送往客房，客觀上耽誤了救治良機，具有重大過失。儘管潘某辯稱，儲某離開酒席時，並未醉到必須送醫的程度，同時，是儲某要求到客房休息，但這並不能成為免責理由。首先，對儲某的死亡原因鑒定結論表明，儲某死於酒精中毒，在沒有證據證明儲某在宴會後再行喝酒的情況下，可以推斷儲某離開酒席時，醉酒程度已經嚴重。同時，即使儲某自己要求到客房休息（實際上已無法證明），由於當時儲某醉酒，處於神志不清狀態，潘某也不應因此僅將其送往客房休息。

2、責任範圍——全部或部分？
　　本案還體現了過失相抵規則。儲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在明知自己患有冠狀功能粥樣硬化性心臟病的基礎上，仍失去自制而過量飲酒，屬於重大過失範疇，儘管被告方也存在重大過失，但從原因力比較來看，儲某自身的心臟病及其失於自制而過量飲酒行為，是造成死亡結果的主要原因，應自擔較大責任，故依據過失相抵規則，減輕侵權人責任，即由被告方對儲某之死承擔次要責任。

　　法制室建議，節假日或聚會活動時，通常飲酒較多，應針對自身身體狀況適量飲酒，切勿過量。作為組織活動者，則應本著謹慎的義務，勸誡不適宜過度飲酒的賓客，對飲酒後發生身體不適的賓客更應及時救助或送醫，避免歡樂的聚會或節假日發生憾事。（本文案例來源為上海法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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